自2008年上半年以来，我国生猪价格经历暴涨之后开始下跌，并持续下跌且愈跌愈深。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，就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情况。涨价时让养猪人喜出望外，跌价时又叫养猪人胆战心寒。猪肉价格大起大落，涨价与跌价轮番表演，一会儿唱喜剧，一会儿演悲剧。这种不断大起大落过山车般的行情，已成为生猪产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面对市场一惊一乍如此多的变数，让我国从事养猪的农民心灰意冷，让整个行业苦不堪言。市场大起大落既给养猪企业和农户微观决策带来困扰，也给政府的宏观调控造成困难。
我国现在养猪产业的运行机制与计划体制时期大不相同，已由市场机制主导。在外部环境方面，受国际化因素影响较大。在市场需求方面，国内肉类产品极大丰富，告别了短缺时代，肉类消费多样化，不再‘一猪独大’。现在，养猪业从生产到消费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转变，从国内到国外，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以后，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变化。遗憾的是，我国养猪理论却停滞不前，或沿袭过去，或照搬别人，没有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。由于理论误导，也由于理论误区，制约了养猪业的稳定健康发展，致使养猪业不断陷入困境。养猪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理论滞后，急需在理论方面进行创新突破，使我国养猪业能够在正确理论指导下，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。
一 理论界将居民猪肉消费比重估计过高是误导
居民猪肉消费占肉类总消费的比重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数据，它既是微观决策的依据，也是宏观决策的根据。现在，理论界对猪肉消费比例估计过高，误导微观决策盲目生产，人为制造生猪产能过剩，也误导宏观调控对生猪过剩推波助澜。由于我国猪肉产品出口数量极小，无法利用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的产品，只能依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容纳。在养猪业存在庞大产能的条件下，我国随时随地可以迅速地制造出猪肉产品来，在市场空间容纳不了的情况下，生猪产业就处于以过剩为主旋律的波动之中。
关于猪肉消费量占肉类食品总量比例，主流的说法是占60%以上。笔者认为这个比例是高估了，应该是30%左右。我的依据是：第一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由于植物油极度缺乏，我国城乡居民均以食用动物油脂为主（主要是猪油）。当时，我国城乡居民10%左右的猪肉（油）以油脂形式消费掉了。现在，，人们极少食用猪油，猪油已被植物油替代，替代比例在10%左右。第二，现在，鱼类等水产品极大丰富，新鲜的活鱼不但物美而且价廉，水产品作为动物蛋白食物，对猪肉产生替代效应。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王清印研究员估算，水产品产量占全国动物性食物生产量的1/3，达30%的比例。
第三，鸡鸭禽肉大量替代了猪肉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我国居民逢年过节或请客送礼才能消费的鸡鸭禽肉，现在，已成为普通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。按鸡肉占15%、鸭肉占5%比例计算，家禽肉挤占猪肉的比例达到20%。第四，近年来，涮羊肉吃火锅成为我国居民时尚的消费方式，围着涮锅消费了大量的羔羊肉和肥牛肉等。牛羊肉大量替代猪肉，成为猪肉的替代品。据估算，牛羊肉挤占了猪肉市场份额的10%以上。
这样估算下来，猪肉以外的肉食品已经占据70%以上的消费比例，这说明我国出现了肉类消费多元化的局面，‘一猪独大’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。尽管猪肉仍然所占比重最大，最多也只有30%左右。我国今天肉类消费已经多元化，猪肉已经失掉‘安天下’的分量，猪粮安天下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。现在，不能再片面强调猪粮安天下，继续大干快上地大养其猪，人为地来制造猪肉过剩。由于肉类产品可以互相替代，猪肉价格即使出现阶段性涨跌，也不会严重影响百姓生活，更不会影响社会稳定。
猪肉是普通商品，不应扩大化地包含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。我国人民的主食是大米和白面，涉及国家粮食安全仅有小麦水稻两个品种。猪肉即使阶段性短缺，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。适度短缺会提升猪肉价格，有利于农民就业增收。为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，国家在宏观调控上，要把生猪过剩卖难放在首位，对待‘猪贱伤农’，要像对待矿难交通事故一样来防控。要采取控制社会资本大量进入养猪业等措施，避免人为制造养猪业产能过剩。
人为制造生猪产能过剩弊多利少，猪肉过剩价格低廉不仅伤农，还会在消费领域造成了巨大浪费。当前，我国饭菜浪费现象比较严重，餐馆里酒店中剩菜比比皆是，已经司空见惯，饭菜价格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。猪肉保持较高的价格水平，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，反映了生猪饲养加工成本水平，让生产者能够有利可图。这样，生猪产销才能协调持续发展。同时，能够改变国人吃低价便宜肉的惯性心理，抑制国人餐饮浪费的恶习。
二 理论界没有对生猪产能过剩予以关注是失误
替代性强是猪肉产品的一大重要特征，养猪理论界应该重点关注。按照价值规律，猪肉产品过剩必然出现价格下跌，猪肉价格低廉便宜，会吸引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消费猪肉。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消费人口数量是个常量，肉类食品消费总量也处于基本稳定状态。如果猪肉价格极低诱导消费比重上升，必然对其他肉类食品产生挤出效应。如会挤占鸡肉的市场份额，打乱鸡肉的原有产销平衡状态。这样，由于猪肉产销失衡，产生连锁反应，甚至火烧连营，导致与猪肉有替代关系的肉类食品处于阶段性过剩价跌的状态中，影响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就业增收。
猪肉产品储藏期短，对库存承受能力弱，这是养猪业的又一重要特征。在猪肉出现过剩价跌时，会给饲养场户造成出栏压力。由于活体储存需要消耗饲料，延长出栏时间会增加饲养成本。养猪场户该出栏时就必须出栏，贵贱都得将活猪卖掉，不然养的时间越长，赔钱就会越多。猪肉产品活体储存成本甚高，而且，活体储存的成本要由承受能力较弱的养猪场户承担，因此，猪肉活体储存方式难以操作。
在猪肉出现过剩价跌时，也会给屠宰厂造成库存压力，大量库存不仅占压流动资金，增加资金成本。由于储藏时间长新鲜度下降，猪肉产品就会变质掉价。保质期超过半年，超市就不允许进店上架销售。如果储藏期超过一年，就成了超储变质产品。成为超储变质食品之后，就要销毁报废。而且，销毁过程不能随意处理，不能污染环境，要运送到远离城镇人口的地方深埋销毁。超储产品不仅一分钱不值，还要花钱销毁。为防止库存风险，厂家需要低价甩货消化库存，需要承担巨额亏损。由于猪肉产品储藏期短，对库存承受能力弱。所以说，猪肉生产最需要‘去库存化’，最需要产销平衡。不论产能过剩，还是产品过剩，对养猪生产者都是损失，甚至是灾难。
科学技术是生产力，资本也是生产力，二者结合是更大的生产力。现代社会科技高度发达，资本力量异常强大，二者结合会膨胀出庞大的生产能力。现代社会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手段，推动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，资本力量得到极大地发挥。在市场机制下，猪肉产品不会短缺，因为短缺必然导致价高，价格杠杆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养猪业。吸引更多的技术投入，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，很快就会实现供求平衡，很快就会出现产能过剩。
在产能过剩的状态下，产品过剩随时随地都会出现，甚至会泛滥成灾。在产能过剩前提下，政府的宏观调控会按下葫芦起来瓢。养猪行业协会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，通过国际市场来消化猪肉过剩的路更走不通。我国猪肉对外出口需要面对铜墙铁壁般的贸易壁垒，向日本出口遭堵截，向欧盟出口遭冷遇，向美国出口遭封杀，向俄罗斯出口只是小打小闹的边贸渠道，仅有供港活猪一条道，却数量有限。
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，我国的畜牧业也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平台，全球技术和资本进入我国的生猪产业链，基本上没有障碍壁垒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短缺，而是产能过剩。如果我们对产能过剩缺乏警惕，没有防范措施，或者不仅不加防范，还盲目增加产能，就是对过剩推波助澜，就是对价跌火上浇油。就会进一步制造产业链供给与需求的失衡，加剧价格剧烈波动大起大落，致使产业不能稳定持续发展。由于产能过剩导致猪肉价格低迷，会把整个产业推入水深火热之中，无法对农民增收提供产业支撑。
在市场机制下，畜产品短缺是暂时的，过剩则是长期的，国家宏观调控重点要解决的是过剩问题，而不是短缺问题。因为短缺问题由市场就能够解决，而过剩则是顽症，难以控制和解决。从改革开放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，我国畜牧业就开始告别短缺，就需要面对过剩。我国包括猪肉在内的农产品将来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过剩，过剩比短缺对农业农民危害更大，更难根治和防控。
当前，我国养猪业正在遭受过剩价跌的煎熬，业内人士也在痛苦中寻求稳定发展的路径。其实，我国养猪业稳定发展的办法就在我们自己手中，就是不再人为制造过剩。因为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口号旗帜下制造猪肉过剩，都是自找麻烦，都是庸人自扰。因为，通过规模化手段制造出更多的猪之后，更多的猪肉会导致供过于求价格下跌，还得再通过市场机制把过剩的产能产品淘汰掉。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方式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，是瞎折腾。
三 理论界照搬美国规模化养猪模式是误区
我国养猪理论界虔诚地把美国规模化、工厂化、集约化养猪模式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，依样画葫芦地进行克隆复制，已经酿成了重大理论和实践误区。在规模化等同于现代化等理论误导下，在2007年养猪高利润的刺激下，在政府补贴资金的扶持下，我国又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一大批万头、几万头的规模猪场。虽然将我国生猪养猪规模化水平提高了7-8个百分点，但是，却很快出现了过剩价跌，迅速地断送了养猪业的大好形势。
我国养猪理论界的主流派认为，规模化养猪是现代饲养方式，实施规模化养猪是必然趋势。笔者认为，这一说法不仅是开错方，还抓错了药。由于我国养猪产业链各环节是分离脱节的，处于各自为政的无组织状态。某一环节规模过大，都会导致产业链生态失衡，或饲养与加工失衡，或生产与销售失衡。由于产业链养、加、销各环节之间互相分离脱节，不能一体化运作。产业链成员都单打独斗，都拼命追求利益最大化，都自扫门前雪，甚至以邻为壑，破坏了商业生态系统平衡，酿成‘天塌大家死’的恶果。
由于照搬美国规模化养猪模式，也由于规模化养猪的理论误区，致使养猪业出现了产销失衡的局面。还由于片面强调了生产的规模化，把资源要素都投向生产环节，把优惠政策都给予生产领域，没有顾及销售的配套衔接。继而由于缺乏市场需求保证，顾前不顾后，生产销售失衡不配套。在进口猪肉的冲击下，生猪产能过剩更加严重。猪肉价格持续低迷，给农业稳定发展造成困难，也给农民持续增收带来问题。
我国养猪业将来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过剩，过剩比短缺对产业对农民危害更大，更难根治和防控。如果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加生猪产品数量，让更多的猪肉投放到市场，就会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，导致猪贱伤农。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，虽然创造了高产量，但事与愿违，农民的收入却不会相应提高，由于过剩卖难农民收入反而会下降。追求规模化数量型的发展方式，会导致更大的过剩，造成更严重的价跌。中国养猪业需要在理论上拨乱反正，放弃规模化发展方式，走产销平衡的科学发展道路。
四 理论界要启动中国特色养猪生产体系的研究
建设中国特色养猪产业体系，既要扬长避短，也要继往开来。既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国特色资源要素，也博采众长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养猪技术和经验。通过自主创新，把中国养猪业建设成能够为农民就业增收提供支撑的产业，建设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，建设成为国人提供健康安全放心肉食品的产业。
1 .中国特色养猪业的品种选择
中国特色养猪业在品种选择上，要注重发挥地方优质猪种的特色优势，实行品种多样化。我国各地都拥有自己的优质特色猪种，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，都可以发展养猪。张永泰教授指出：“欧美养猪强国猪的遗传背景比较单调（基因型相似）” “我国则大不相同，猪的遗传背景多样，有不同时期从不同国家引进的现代瘦肉型品种猪、有各具特点的中国地方良种猪、有中国培育品种猪、还有大量多种组合方式的‘土洋结合猪’可以形成数量众多的地域生态型产品，可以生产风味多样的特色产品。
2. 中国特色养猪业的饲养方式
地方优质特色猪种具有适应性强的优点，能够采取舍饲与放牧结合的饲养方式，可以选择在田边地头实行生态化饲养。农户采取林地草地生态化放牧饲养方式，满足生猪基本的动物福利要求，获得健康安全放心的猪肉产品。增加了猪肉的附加价值。中国特色养猪业不搞规模化的饲养场，也不搞集中化的养猪小区，它化整为零地把养猪点分散在田间地头。这样在田间种植的青绿饲料可以就地饲喂，养猪粪便可以作为肥料就地施入田间，实行种养有机结合无缝对接。
中国特色养猪业实行以户为单位小规模分散饲养，不会发生粪便污物超载过量污染环境的现象。资源化低成本地解决了养猪粪便环境污染问题。通过种养结合提高了土壤肥力，解决了土壤有机质下降问题。以农户为单位化整为零小型规模化养猪，缩小了猪群的单位数量，群与群之间也拉开距离，能够有效防止疫病集中爆发火烧连营。地方猪种普遍具有抗病力强的优点，可以获得健康安全放心的猪肉，也能够减少疫病给生产者造成的损失。
3. 中国特色养猪业的饲料结构
在饲料结构上，根据地方优质猪种具有耐粗饲的优点，农户在农田附近放牧饲养，实施种养结合。养猪户配套种植籽粒苋、饲用甜菜、苜蓿草等高产优质青绿饲料，以部分地替代商品精饲料，减轻了对玉米和豆粕的依赖，以降低饲料成本。农户在自家土地上种植青精粗饲料，实现饲料来源本土化、多元化，摆脱“玉米+ 豆粕+添加剂”的美国模式束缚，减少对进口大豆（粕）的依赖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际因素造成的原料价格波动市场风险。
4. 中国特色养猪业要以农户为饲养主体
现在，我国养猪环节是由资本主导的，在规模化政策导向下，由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养猪业，对小农户形成了“挤出效应”。少数几个养猪大户就占据了养猪领域的产业空间，等于把多数农民的饭碗抢走了。政府扶植规模化养猪，把补贴优惠都给了养猪大户，银行也贷款给养猪大户，对小户不予支持。由于这些歧视性政策，加之对小农户的产业服务体系严重缺乏，小农户必然会被资本挤垮，自然会被淘汰出局。
当前，农民就业增收已成为我国三农的首要问题，但是，由于资本力量在养猪行业无序竞争，制造了产能过剩，对养猪产业市场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，破坏了农民通过养猪业增收的渠道。国家要主持对产业资源的分配，把养猪产业资源分配给农民，而不是全部交给资本。养猪资源要向小农户倾斜，而不是偏向养猪大户。小农户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，大农户以金钱资本投入为主。小农户搞养猪是为了吃饭，大户搞养猪是为了挣钱。种植、养猪是农民从事的产业，是农民就业增收的产业，是农民养家糊口的产业。对养猪产业资源的分配，就是对市场资源的分配。我们现在需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，从农民工返乡就业增收的角度，将“养猪产业主权”回归农民。
5. 中国特色养猪业的组织体系
中国特色养猪业在组织路线上，实行“农户、农合、农协”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。在微观层面，以小型规模化农户为微观经营主体。在农户中推行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生产方式，农户用农家肥替代部分化肥，减少化肥使用量。在自家土地上种植青精粗饲料，减少对玉米、大豆（粕）的依赖。能够化解国际因素造成的原料价格波动市场风险，降低种粮养畜生产成本。
在中观层面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。各级政府采取“廉租厂”和“廉租店”方式，将加工销售环节商业资源做为“公共品”，提供给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。让农户分享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。在宏观层面构建农产品协会或产业联盟，由其站在产业链高度和广度上进行产销协调，为农民专业化合作社提供组织化服务。以农产品协会为宏观经营主体，实现产加销一体化运营，能够降低市场不确定性造成的过高交易成本。
6. 中国特色养猪业的防御体系
现在，我国生猪生产市场化因素逐步加深，国际化影响不断加大，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连为一体，引发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的因素也会迅速传导到国内来，引起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震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国农产品市场难以独善其身，必须构筑防控国际化风险的防御体系。
中国特色养猪业采取以地产地销为主，在当地饲养，在当地加工，在当地销售，实现产销活动在区域内对接平衡。鲜肉实行地产地销，化整为零地在区域内进行产销平衡，产品不再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流通大串连，避免了活猪肉品大范围流动传播疫病的风险。通过地产地销的制度安排，减少了石油消耗，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，实现了节能减排。
我国猪肉以生鲜产品形式，利用传统饮食文化的力量，对国外同质化大宗化的猪肉，种猪、饲料等产品形成进入壁垒，扬长避短地进行了差异化竞争，坚守国门保护了国内市场资源。美国可以利用股票期货等资本市场，控制中国位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大型企业，但它无法控制2.5亿农户，它无法控制成千上万的农民农合社。农民农合社各自为战分散突围，实行分地域的产销对接平衡，这是中国特色农业组织体系，这是中国功夫。
来源: 三农在线
